主页 > 水心论坛高手图片资料 >
朱大可:突破“文艺批评”走向文化批评
发布日期:2021-09-14 13:37   来源:未知   阅读:

  自8月15日以来,羊城晚报组织“新文艺评论”系列专题报道,就何谓“新文艺评论”、新媒介环境下如何开展文艺评论等问题展开讨论,几位专家学者已相继发表看法。日前,著名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认为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已经到了全新转型的时候——

  羊城晚报:最近羊城晚报在做一个关于“新文艺评论”的专题报道,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王兆胜发表了各自观点,您有何看法?

  朱大可:他们的见解都很有特色,但我并不全然同意,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个盲区,那就是“文化批评”的问题。在几位学者的讨论中,都遗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2000年前后,新兴文化市场开始成形,当时的“文艺评论”,显然无法对此作出必要的应对。这是因为,它受到了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严重局限。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应运而生,因为它涵盖文艺批评,又突破了文艺批评的诸多限定性。因此,我们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文化批评研究所”,让大众文化研究首次进入大学科研的领域。

  羊城晚报:从文艺批评到文化批评,除了批评工具层面的变化,还有什么更多的不同?

  朱大可:文化批评是放大的文艺批评,但不仅是对象和工具得以拓展,就连哲学、逻辑和话语也有很大的区别。简单概括起来,有四个变化:

  第一是动态化。过去的文艺批评,面对的文本都是静态的,而且研究空间也是静止的,往往被限定于书斋、学堂和图书馆之类的学术空间,现在却能够直接进入书店、美术馆、博物馆、居民社区,甚至进入商业中心,在那里做论坛、讲座,跟大众对话,批评家面对的不仅是文艺爱好者,而且是普通居民、顾客。他们的观念,跟摆放在现场的艺术作品,还有那些橱窗商品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物体系”。这个公共空间是高度动态的,批评家的身份和表达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他们必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文艺实践,他们的支撑点不是臀部,而是勤勉的双脚。

  第二是多维化。原初的文学作品是二维的,现在则发生了维度递增,可以不断地向后延伸到电影、电视、游戏,以及摄影、绘画、雕塑、文具和玩具,甚至成为主题乐园中的某个元素。文艺批评必须紧密跟随作品的维度变迁。例如,美术批评可能会延展到收藏和拍卖,甚至延展到投资和金融领域。另外就是多元化,你不仅要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还应拥有金融、科技、建筑和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这对批评者而言,是一种有趣的考验。

  第三是虚拟化。文艺作品本来就是符号,具有很强的虚拟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作品被视为“白日梦”。而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数码科技和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文艺的虚拟性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性加持。与此相应的是,批评家也得到了加持,他们可以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里以不同形态发声,从微博微信、自媒体公号,到视频谈话节目,甚至抖音之类的短视频,即便在疫情流行的年代也是如此。仅就技术而言,今天的批评家拥有更多的发声话筒,当然,他们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公众的喧嚣所淹没。

  第四是大众化。这也是文化批评所面对的一个本质化特征。自从大众消费市场出现,文艺创作从纯文本逐渐市场化,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与此对应的是,文艺批评就会有市场方面的考量,并接受市场逻辑的拷问。更加重要的是,你不但要掌握主流和普适的批评标准,还必须谙熟各种亚文化话语,包括理解新生代和二次元的流行欲望,听懂他们的言说,否则,你就只能自说自话。批评家必须削弱自我精英化的色彩,有效介入到大众事件及其话题中去。如果只抱着“纯文本”(文学上过去叫做“纯文学”)做梦,就无法应答这个时代的复杂提问。

  鉴于这四种剧烈的变化,广泛的知识、包容性的趣味、驳杂的生活经验、敏锐的触角、熟练运用多种专业分析工具的能力,以及有趣和易于传播的话语方式,就成了文化批评家的基本配置。生肖表年龄表,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些的。这是一种有门槛的业务。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让“文艺批评”突破传统框架,走向“文化批评”,也就是“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是一种当下最迫切需要的改变。

  朱大可:2000年以后,中国文化启动了市场化进程,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全民娱乐事件,例如芙蓉姐姐、凤姐,等等;而文学圈的话题,则有写下小说《上海宝贝》的卫慧,以及各种“身体写作”现象。但传统文艺评论对此是沉默的,尤其是对芙蓉姐姐现象。这不仅因为缺乏评判尺度和工具,更因为当年的学院派保持了传统的学院式傲慢,不屑于对大众文化发声。而文化批评就完全不同,文化批评很乐于研究这些对象。我们收容了那些“弃儿”,让它们进入研究视野,并且用《21世纪文化地图》这样的年鉴式读物,来记录和分析那些“流行故事”。

  朱大可: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只说文化批评的学科环境吧。文化批评目前还无法作为专业进入官方学科目录。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不能直接用“文化批评”招硕博生,而只能假借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名义。第二个问题是,文化批评家大多由“文学评论家”转型而来,但真正能够完成转型的为数有限,这种转型有一定难度,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趣味、知识体系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程度。

  朱大可:文化批评面对的是一种“手术室效应”。在手术室里,医生手里不只是一把孤零零的手术刀,而是要有一大堆可供选择的器械,以应对不同手术和不同环节的需求。另外,无影灯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需要全方位照亮,排除对象的阴影,这意味着你必须拥有批评对象的全部信息。当然,最重要的是,医生进入手术室是为了拯救,而不是杀害。

  朱大可:如果仅是从道德评判角度切入,把大众文化现象全部视为垃圾,未免简单化了,这是因为,推动明星崇拜的背后,是人的欲望。欲望是人性的核心部分之一,要是不研究当代欲望的谱系和成因,就会增加引导的难度。

  羊城晚报:文化批评、文化评论,文艺批评、文艺评论,这些概念经常混用,“批评”与“评论”如何相互区分?

  朱大可:在我们使用“批评”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其实是阐释、解读和评判,但大多数公众会被传统的惯用术语所支配,天然地把它跟“反对”“否定”或“批判”等同起来,这就是许多批评家不愿自称是“批评家”,而更愿意自称是“评论家”的原因。其实在真正的语义上,两者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但我个人认为,“批评”这个词,可能更具当代性,更能表达它的普适特征。

  朱大可:我觉得两者完全可以共存。传统的文艺批评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新文艺批评对它来说只是一种更新形态的叠加,而非淘汰和取而代之。

  羊城晚报:当下这种碎片化即时化的时代,www.13920.com。整个传播-接受的生态已经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文艺评论还有必要追求它的完整性吗?

  朱大可:整个文化世界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像这种比较完整的精英化的阅读或写作,还是有必要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金字塔的标志性顶端,那些碎片化的批评,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层,由此形成完整的文化批评体系。

  羊城晚报:您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对国外的文艺评论有怎样的观察,有可供借鉴的吗?

  朱大可:两者体制有根本性不同,但还有可借鉴之处。西方文艺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多元化和多维化,一篇影评往往被写成一篇资本/金融评论,有时则是一篇哲学/政治学分析。尽管如此,我最看重的还是专业精神。在那些非常专业的媒体或专栏上,一个批评家可以用个人趣味去判断该领域的各种现象和作品,而且只写自己专业领域的文章,由此在业界建立稳定而良好的批评家信誉。

  朱大可:是的,这种专业精神是由批评家个人、媒体和公众共同培育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权威媒体的专栏作家制度。一旦确定专栏作家,这个专栏就会由他(们)守护下去,直到其去世为止。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当然,由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所有人都在发出自己的评判声音,原有的专业声音正在遭到削弱。但这未必是件坏事,就像我刚才所说,权威和大众的两种声音,完全可以互补。

  羊城晚报:在新的环境下,科技带来的未知和不可控是文艺评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吗?

  朱大可:科技因素虽然重要,但似乎有被过度放大之嫌。在我看来,世界文化体系主要面临的是如下三个方面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全球化和区域特色化之间的冲突;其次是作为娱乐工业基本目标的欲望激励,跟民间的欲望收缩(佛系、躺平)之间的冲突;第三是管控型文化市场跟自主型文化市场的冲突。这些冲突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剧变。文艺批评唯有脱胎换骨,才能应对这场剧变及其挑战。

  人人成为评论家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专业评论者和业余评论者的界限,甚至打破了评论者和读者,甚至是创作者之间的界限。创作者自己成为评论家,读者同时也成了评论家。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评论边界被改变,传统的权威评论者可能失去话语权,有影响的评论者可能不再具备传统的文化精英的职业和身份。

  “新文艺评论”不是只关心已经在新旧媒体上发表出来的作品,更关注它后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机制在运作,这个运作更后面的技术推动及其所带来的变革。就像报纸的把关一样,过去的过滤是由编辑来做的,现在实际上是算法在做。在这样变革的时代,文艺创作会发生变化,文艺评论当然也要随之变化。

  目前,文艺评论有所“老化”,有比较明显的路径依赖,最突出的是对新的文艺现象缺乏关注研究,话语体系相对陈旧,语言缺乏活力。这是需要转型甚至革命的,除了丰富和吸纳新的年轻评论家,还要在创作与评论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即改变评论家没有作品创作经验、不读作品或不细读作品的局限。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让学院派评论脱胎换骨,进入生活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把研究评论写在大地上。